關于《二十二》這部記錄電影,你應該知道的故事

006
行業動態
2017-08-23

?導演郭柯的鏡頭一直在追趕時間:幾年前,他拍了一個“慰安婦”的故事,以《三十二》命名——當時全國僅有32位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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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年后,這個數字減少到22。他把鏡頭對準了這22位慰安婦,片子取名《二十二》。

 

如今,這個數字減至9。他很清楚,這個數字最終會成為0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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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位老人極其珍貴的影像資料,被外人期待為“歷史的櫥窗”。可真正看到這部“沒有沖突”的片子,觀眾才恍悟,相比那段歷史的“暗”、“苦”,她們窮盡余生在尋找“明”、“甜”。相比宏大的“歷史”,有一種更宏大的主題:活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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鏡頭里的這22張“溝壑縱橫”的臉龐,像極了我們身邊的老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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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愛蘭的腿抬不起來了,抗戰期間曾被強抓進日軍慰安所的她,如今瘦小的身子陷進了一張粉色的塑料椅子。海南農村,暴雨和艷陽不斷切換,這位慰安婦幸存者日復一日抬起“面條粗細”的胳膊,一點一點挪動椅子到門口。她收養的子女都大了,走遠了。

 

兩次被抓進日軍慰安所的李愛連把過去壓在了最深處。她會留意院子里的野貓是否吃了飯,自言自語問小貓“你咋一個人來了呢?怎么沒帶上你的孩子啊?”她不愿提起那段“珍貴”的歷史,“17歲以后我再沒說過這些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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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老人毛銀梅似乎已經接受了遺忘。幼年流浪的她被騙到日本人在武漢開設的慰安所,在那里度過了4年。70余年過去,住在湖北孝感農村的老人說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,不太能看懂韓文了。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,她對著郭柯的鏡頭說:“我記得一點,不記得一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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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“乏味”的鏡頭,看不出歷史的“大風大浪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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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老人相處的時間越長,這個擅長拍攝“劇情跌宕起伏”的導演,越來越難開口要求老人講述“故事沖突”了,“她如果是我奶奶,我能問你是怎么被強奸的嗎?”這個年輕的80后導演說,“其他東西都不重要了,首先得尊重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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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器就那么靜靜地轉著,沉默、平靜、瑣碎的日常被裝進了片子。鏡頭掃過海南的酷暑、桂林的秋葉、太行山的飛雪,時光不斷流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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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把把菜刀、水果刀、鐮刀,掛在當時89歲的林愛蘭的房間里,長的、短的,鋒利的、鈍的,這名慰安婦老人用各式各樣的刀隔絕了自己和外界。

 

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?為什么要假裝熱鬧?


 

曾有媒體報道:林愛蘭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抓進慰安所被強奸,一生無法生育,之后加入“紅色娘子軍”上陣殺敵。幾十年后的今天,林愛蘭被仇恨籠罩,她做夢都在“砍日本鬼子”,家里掛滿的刀則是準備用來和日本人決一死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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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演郭柯找到這位老人時,老人獨自住在養老院的小房間里,海南的氣候潮濕悶熱,她卻一個禮拜不換衣服。鏡頭一點點拉近,再拉近,這個逼仄的小房間里,成群的螞蟻從床上經過,老鼠屎散落在枕頭、盆子、柜子的各個角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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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問老人,為什么要掛那么多刀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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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因為小偷很多,他們如果來偷東西,我就拿刀砍他們。”端碗米飯都會顫顫巍巍的林愛蘭很認真地回答。

 

 

沒有控訴、生活平靜、難見眼淚,當了十幾年副導演的郭柯感覺,自己似乎觸碰到了一個更真實的慰安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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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鏡頭轉移到幾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,平靜無聊仍占滿了畫面。李愛連老人是難得的“話匣子”,她挨個問攝制組成員都是哪兒的人,還和年輕人討論衣服的款式。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貓,村里大大小小的野貓都會在飯點湊到這里,老人邊撒貓糧邊和兒媳婦討論,“這貓腰粗了,怕是快生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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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想找到慰安婦老人應該有的“特征”,可相處越久,老人越親切,每天看到自己就問“吃了嗎”。鏡頭里,歷史仿佛只停留在她們布滿皺紋的臉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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鏡頭不斷拉遠,李愛連靠在炕上安靜地看電視,幾個小時一晃而過。郭柯坐不住了,他搞不懂,“這些老人真的經歷過那些事情嗎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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鏡頭掃到海南的農村,慰安婦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樹下乘涼。郭柯透過鏡頭看過去,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,“都那么平靜、蒼老”,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婦幸存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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鏡頭還抵達了湖北孝感的農村,背井離鄉的韓國人毛銀梅在中國生活了70余年,她不像“被國仇家恨籠罩”的老人,時間似乎稀釋了一切。當時年過九旬的老人,只依稀記得幾句韓語,她的日常是搬著小板凳,靠著墻壁,靜靜地發呆。一旁,重孫們正玩著電子游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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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悄悄跑到地里干活,可是,她太老了,老到已經扛不起鋤頭、背不起麥子了,她對著鏡頭揪自己的手背和臉頰。老人的皮膚很松很干,“沒有血了,活久了活久了,是個廢人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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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子拍到尾聲,幾乎全是“無聊”的日常,還有老人的嘆息聲和笑聲,“這是一部關于慰安婦的紀錄片嗎?”郭柯很沒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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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?為什么要假裝熱鬧?”拍了十幾年劇情片的郭柯說服了自己,他決定剔除掉一切來自想象的“矛盾”和“沖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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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年輕的導演說,自己認清了一件事,“電影可以設計、可以構思,但生活永遠是無法想象的。”

 

鏡頭慢下來后,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


 

鏡頭里,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,她卻聽成了被子,嘟囔著“拿不動啊”,緩緩起身到臥室抱起了被子。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,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,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,滿室清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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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,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,她呆呆地看了半天。她把賀卡拿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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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段“歷史”的痕跡只在不經意間流露。來了客人,“歡迎光臨”“請進”“請坐”……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里蹦出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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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《阿里郎》和《桔梗謠》,但她對著鏡頭說,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了。她只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,戰爭年代,一切都是亂哄哄的,母親在火車上,她在月臺上跑啊跑,可怎么也追不上。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,她也不知道為什么,就沖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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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都過去了,不說了,不說了。”這個90多歲的老人哭了。

 

 

郭柯發現,當鏡頭慢下來后,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。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,只有村子的地址,可幾乎每次到了村子后,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,能準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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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訪時“刀槍不入”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,可話題一轉到親人,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。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料椅子,哽咽著告訴攝制組,當年,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,被綁起來,然后扔進了河里。很快,還未滿20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,被送進了慰安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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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來越慢的鏡頭里,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段歷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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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說,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,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,畢竟“終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”。可實際上,那一刻的他很難受,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了,聽她們講那些傷痛,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了一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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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制組當外人了,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里的姑娘一起上炕,每天天不亮起床,給攝制組炸饅頭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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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銀梅院里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,攝制組的人也很喜歡。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,挨個分給攝制組的成員,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,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,讓壯漢微微蹲下。毛銀梅踮起腳,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,然后站在一邊,“嘿嘿”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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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活下去,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。苦水往回倒,那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


 

從酷暑到初秋,郭柯和30人的團隊乘飛機、火車和汽車,和22個老人都見了面。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,他發現,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,比如平靜、善良和樂觀,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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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并完成拍攝。但事實上,當機器出現時,有老人挺直了腰,“正襟危坐”,嘴里冒出來的是“我不原諒日本人,我要他們認錯”。那些長槍短炮,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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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攝后期,李愛連告訴郭柯,以前來采訪的記者太多太多了,可她“沒有講實話”。

 

“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,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,我怎么說得出口。”老人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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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發以前,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。可當他點開搜索頁面,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——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,照片說明字里行間都是仇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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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很痛心,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,像復讀機一樣,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、“記者想要的料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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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于平靜,如果遠遠地看,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?”郭柯覺得,“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,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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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以前不明白,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。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,讓他發現,老人要活下去,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。

 

 

在海南的拍攝過程里,攝制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。她是個在海南師范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,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,時不時探望老人,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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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經有一次,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,她以為老人會生氣,可老人竟然笑了,“日本人也老了,胡子都沒了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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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了眼淚,“她們心里的傷口很大很深,可還是對人很好。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。”這個日本姑娘說,“如果我經歷了這些事情,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,會恨一輩子,甚至可能自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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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懂老人的選擇。韋紹蘭1944年被日軍擄走,送至馬嶺慰安所。3個月后,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來,卻發現噩夢并未結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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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回到家,她就哭了,丈夫卻說她“到外面去學壞”。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。丈夫還是過不了這坎兒,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后去砍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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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喝藥自殺,被救回來。那時,她發現自己懷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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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說,那時候“淚都是往心里流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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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了認命,他沒上過學、一生未娶,談了6個姑娘,女方就算同意,家里人也不會同意。36歲的時候,他決定看一輩子牛。從小到大,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“日本人”,這三個字,“背了這一輩子,壞了這一輩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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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,這個“日本人”已經70多歲了,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家里,叫囂著“我要買兇殺了你這個日本人”。他說,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了,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,“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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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,我就喝農藥死掉。”他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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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很觸動。他很清楚,這些老人只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里最深處,才可以繼續生活。這些苦水往回倒,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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鏡頭里的李愛連總是笑,對孫兒笑,對郭柯笑,對野貓也笑。可提起自己的丈夫,她哭了。抗戰勝利后,她從慰安所回家,丈夫告訴她:“從今往后,我們該怎么過就怎么過,是日本人抓你去的,不是你自己要去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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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了。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,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,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,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,什么也不會講,“讓他們走吧”。兒媳勸她,“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,不用不好意思,那不是你的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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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家鄉的事兒了,她不愿意回國,“都沒親人了”。她說,從慰安所出來以后,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樸車順了,她開始叫“毛銀梅”。“因為毛主席好,沒有毛主席,就沒有現在的日子,我想跟他一個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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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來,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。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,和她恩愛幾十年。老人說,丈夫最愛的,莫過于那白色的梅花了。

 

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,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,問題就有了底線

 

如果說還有什么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,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。這些經歷過傷痛、戰亂、饑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了“七寸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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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制組的志愿者龍慶全程跟拍,作為團隊里的“長輩”,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,也代表攝制組和老人及家人溝通。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,對方告訴她,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。原因很簡單,“如果我說了,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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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,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了錢,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了。龍慶著急,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。想來想去,她把錢塞進了老人的羽絨服里,這個口袋放一點,那個口袋裝一些,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,老人年紀大了,怎么記得住錢在哪里。

 

志愿者龍慶停下雙手,默默地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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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,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,嘴里紅紅的,在一間破屋里臥床不起。龍慶等人為老人買了一把輪椅,老人坐上輪椅后出了小屋,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,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,在村子里轉了一圈又一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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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黑了,龍慶想回去了,可老人說,“再轉轉,再轉轉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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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覺得,這一切就像一個圓,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,圓心之外的親人、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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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了五十余年,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。直到上世紀90年代,突如其來的記者才讓養女了解了母親的這層身份。

 

“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、慰安婦好可憐等等,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。”郭柯很氣憤,他認為這些人要么把老人當成了“歷史證據”,要么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,自始至終,“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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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走不出這段歷史的,不是這些老人,是我們自己。”他平靜地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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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,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,他的鏡頭就拉遠,飛到了天上和窗外,云靜靜地飄過,雨嘩啦啦地落下。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“一點兒也不好看”。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22個老人,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“沒有故事”“沒有層次”“沒有起承轉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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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。在95分鐘時長的片子里,22位主角輪番登場,沒有時間軸,鏡頭遠遠的,只來得及“深情地凝視一眼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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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拍攝結束到現在,3年過去了。這期間,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了多少質疑。有投資人撤資,有發行方打退堂鼓,還有業界紛至沓來的批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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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,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,業內的編劇評價《二十二》:“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,即便是紀錄片,也需要矛盾和沖突,也需要有情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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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的意見,是否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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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,她是外行,不敢發言,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,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。那些矛盾、沖突,其實都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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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李愛連家拍攝時,某天,一場大雨突如其來,老人倚坐在炕上發呆。攝制組當即決定,人員清場,只留下攝像師和龍慶。攝制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愿意開口。許久,老人小聲問龍慶,門都關好了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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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肯定的答復后,李愛連一邊哭,一邊說起了當年的遭遇。70多年前,日本人把她抓去后,餓了她三天三夜,到最后扔給她一堆大蔥,那年只有18歲的她接過來連吃了8根,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,嘴卻沒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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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來,她落下了胃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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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開始哭泣,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凌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。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,耳機里傳來郭柯的聲音,“龍老師,可以了,停下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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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里。 “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,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,問題就有了底線。”郭柯說,自己很倔,在市場面前,他也曾自我懷疑過,但從沒想過低頭。

 

如果這是個錯誤,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


 

紀錄片四處碰壁的那段日子里,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龍慶說,大不了片子就作為資料片保存下來,30年后一定有它的價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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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,剪片子時,郭柯也有過掙扎。他那些“導演的臭毛病”時不時冒出來,讓他糾結要不要剪出一部“有故事情節、有節奏感”的片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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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他心里沒底。他找到了知名剪輯師廖慶松,對方問他“你為什么要遷就觀眾?”

 

“你拍這個片子是為了什么?故事性嗎?”

“你為什么要剪得有節奏感?她們的生活是有節奏的嗎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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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覺得自己醒了,他決定徹底放棄歷史畫面和解說詞,“如果這是個錯誤,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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剪輯團隊翻來覆去啃完十多個硬盤,成片最終比粗剪版少了3分鐘,卻多了郭柯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內容。比如,一個固定的鏡頭竟然放了一分鐘,沒有任何節奏可言。按過去,鏡頭對準5秒鐘后,這個年輕的80后導演就打算切走了,“該考慮觀眾是不是煩了,該切個近景什么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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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這次,郭柯突然覺得,“人的心靈沒有節奏,就這樣放著,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吧。”

 

剪輯片子的幾個月里,他發現自己能慢慢聽懂廣西話了。那個說著“眼淚都往心里流了”的韋紹蘭在鏡頭前不止一次地說過,“世界真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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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說,這世界紅紅火火的,真好,“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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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殘破的土房子里,老人收到了攝制組送給她的毛絨玩具。那是一只紅色的小猴子,老人和郭柯都屬猴。收到禮物的那天,老人一個勁兒地撥弄著小猴子的尾巴,笑著說“真好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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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走了,龍慶擔心老人會不舍得,可瘦小的韋紹蘭只是站出來目送他們遠去,表情“非常平靜”。她還給郭柯發了4個包著100元錢的紅包,“過年了,你拿著這個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。”年關將至,拍攝結束后的每年臘月,郭柯和攝制組的代表都會來探望老人。

 

 

拍攝林愛蘭時,曾發生了一件小插曲。當過紅色娘子軍的老人非常重視政府發給自己的獎章。一天,她告訴攝制組,自己的獎章被一個叫阿憨的村民偷了。她著急的樣子讓龍慶十分不忍,龍慶匆匆為老人尋獎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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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阿憨否認自己偷盜。第二天,攝制組幫老人打掃衛生,在一堆死老鼠的尸體里找到了丟失的獎章。老人笑了,“就像個少女一樣,特別羞澀,特別不好意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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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獎章一起被發現的,還有老人珍藏的“美元”,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幾號,龍慶笑了,她跟老人說,這美元是假的。林愛蘭又笑了,臉窩深陷,還躲著鏡頭。一旁的龍慶覺得老人“內心其實也很柔軟啊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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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章的故事代替對戰爭的回憶,和喂養野貓的故事一道擠進了這部95分鐘的紀錄片。郭柯說,自從2012年開始拍攝《三十二》以來,從來都不是自己在幫助慰安婦,而是老人在幫助自己這個毛頭小伙成長。他越來越清楚,“自己該干什么了”。

 

也許有一天,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


 

郭柯眼中該做的事,就是讓《二十二》走進院線,讓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看到。

 

他跑了一整年的電影節。他太窮了,總是讓電影節主辦方把返程票訂到下一個電影節舉辦地的城市。全世界奔波一圈兒,片子獲得2015年釜山國際電影節“最佳紀錄片”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“最佳紀錄片”提名。在電影節現場,郭柯說:“謝謝你們的包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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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羅斯著名導演尼基塔·米哈爾科夫評價《二十二》:“是一部很溫暖的電影。”2016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將組委會“特別推薦獎”頒給了它,可是,這部片子在當時還是離上映遙遙無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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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過去,郭柯已經把能報名的電影節報了個遍,滿打滿算有好幾十個。新的一年,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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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他還想再為電影做點什么。他還記得,在一個國際影展上,一位日本記者攜全家觀看了這部片子,他告訴郭柯:“謝謝你拍了這樣的片子,沒有一味指責日本,能讓我們自己去回想,想想這些老人當年都發生了什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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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希望,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會尷尬的片子。“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責備、指責、說教,你讓人看啥?”他還是那句話,“老人能活到現在,就說明了一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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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宣傳海報,是手繪的女孩形象。郭柯還特意將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繪海報。郭柯說,自己想讓多一些的年輕人走進影院,不排斥這個題材,不被痛苦、灑滿淚水的面容嚇跑,能知道“這些慰安婦老人是受害者,更是我們的同胞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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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說,影片的所有票房都會捐給研究中國慰安婦的相關研究機構,自己不會靠這個項目賺一分錢。

 

 

跑電影節時,他看到,韓國的年輕人把慰安婦老人繡的花做成了logo,印在手機殼、相冊和帽子上,并進行義賣,收益都捐給老人。韓國的明星紛紛在公開場合佩戴紀念慰安婦的紀念章,呼吁更多人關注這一群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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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柯曾參與一次韓國慰安婦紀念活動,活動現場全是中小學生的身影。可去年,上海“海乃家”慰安所去留引發爭議時,他從電視里看到,慰安所遺址附近的中學生說,“(慰安婦)不是很光彩,還是不要特別了解比較好,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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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著鏡頭說:“你在學校里放了這樣一棟房子,對學生到底要起什么樣的教育作用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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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部電影的推進,還在繼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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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,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幫助下,郭柯面向社會眾籌片子上映的宣發費用,大半年過去,100余萬元被湊齊,31850個名字留在了紀錄片的片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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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也許是史上最長的電影片尾,“要放10分多鐘”。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鐘,漆黑的銀幕上,31850個名字開始緩緩滾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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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尾曲輕輕放著,“日頭出來點點紅,照進妹房米海空。米海越空越好耍,只愁命短不愁窮。天上下雨路又滑,自己跌倒自己爬。自己憂愁自己解,自流眼淚自抹干 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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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名單從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時間,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變。

 

 

《三十二》正式進軍一家視頻網站,當那個因為日本血緣而一輩子不能上學、娶不了妻的70多歲老人羅善學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一生時,視頻彈出了鋪天蓋地的彈幕:“你是中國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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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愛蘭悄悄去世了。攝制組趕赴海南,想辦法為沒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,將老人的遺物收好,寄給上海的中國“慰安婦”歷史博物館。他們奔走的身影觸動到了老人最小的養女阿香,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為紀錄片捐了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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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位被兒子搶走善款的老人89歲了。她對龍慶說,自己很多年沒過生日了,今年兒女都回來給自己祝壽,無論如何要請攝制組的人一起吃飯,“我管飯,你們一定要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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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日本人”羅善學養了只可愛的小貓。冬天生著火,老人默默看著小貓撲騰,龍慶覺得“他不再只一個人躲在墻角了,眼里都是溫柔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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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告別,終將是關鍵詞。毛銀梅老人走了,床頭的梔子花一點點泛黃、消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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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愛連的腳、手、喉嚨一個接一個地“失靈”,她生活的半徑越來越窄,整日躺在炕上。她很思念這些遠方的年輕人,總讓兒媳給郭柯發消息,說“自己最近身體不太好,能不能來看看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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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媳告訴老人,郭導很忙。“他在忙什么呀?”老人還是不死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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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。”兒媳眼色和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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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,李愛連似乎忘記了昨天的對話,又對著兒媳嘟囔讓郭柯來看看自己,只是,她的喉嚨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,總有一口痰卡著,說著說著就沒了力氣,只聽得見微弱的氣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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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慶的手機內存早就不夠了,她拍了“數都數不清”的照片,可還是總錯過和老人的分離。22這個數字自從他們離開那一刻就跳動起來,3年后的今天,這個數字暫時定格在了9。

 

每當一位老人離世,郭柯就會在紀錄片片尾處,給老人的名字加個框。可最近這些日子,老人走得太快了,他甚至來不及加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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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說,也許有一天,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,回到當初遇見她們時那樣,老人對著鏡頭笑啊笑,仿佛這些年,她們從沒有離開過。

 

 

極致創想/JazzMi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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